第四章国旗、国歌、国徽、首都，共有3条。

这是宪法与其他法律的重要不同之处。四是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

1982年宪法不仅恢复、充实和完善了这方面的内容，而且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作为第二章，列在国家机构一章之前，凸显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宪法精神。刘少奇同志1954年9月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首次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称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57页）。1982年宪法确立的许多重要制度和原则，都源于1954年宪法和1949年《共同纲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它们的继承、完善和发展。法律规范的调整和适用对象，一般来说都是明确的、特定的。因而，法律法规是起诉和判案的依据。

总结新时代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勇于推进宪法理论和宪法实践创新积累的新鲜经验，深刻阐述我国宪法制度建设的七条规律性认识，明确提出五个方面重要工作和任务要求。二是规定公民行使自由和权利，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第五十一条）。但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六项本质要求还没有在宪法文本上得到充分有效的体现。

把这个方针记载在宪法中，是十分必要的。即使那时，也必须进行为战争所需要和实际可能的经济建设。另外为了体现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特征，可以修改现行宪法第29条，强调国家武装力量在和平发展方面应当承担的使命和任务。也就是说，在九项本质要求全部入宪之后，根据依宪立法依宪执政依宪治国的立法原则和治国理政的大政方针，宪法之外的任何政策、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在具体表述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九项本质要求时必须要与宪法文本中的规范性表述一致，如果表述不一致的就构成了违宪，可以基于合宪性审查程序予以纠正。

从宪法理论上来看，对于个别风险采取特别措施可以临时解决矛盾和危机，但是作为规定根本政治制度的宪法必须要从制度源头、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来完善相关的制度、程序和机制。主要是对现行宪法序言的第七自然段做出全面修改。

其中，每一项本质要求都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必要条件。围绕着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个奋斗目标，构建中国自主的宪法学知识体系，归根到底就是要在全面和系统地总结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宪法实践的基础上，把那些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宪法认识、宪法知识肯定下来，上升到法理层面加以科学地概括和总结，继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理论。这就充分说明了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法治的保障。1982年宪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全面系统和科学地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为在实践中铸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内涵提供了坚实的宪法基础和制度依据。

1975年宪法受到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在宪法序言中强调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所以，没有承继1954年宪法所提出的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只是在序言中强调了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现行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规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贯彻新发展理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此，彭真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做出了全面系统的明确解释。

 作者：莫纪宏，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他在报告中指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十分艰巨复杂的任务，必须要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正确的和高度统一的领导下，克服各种困难，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

通俗地说，人口规模巨大，现代化的格局也就相应更大因为审计署只受国务院总理领导，对国家最高行政首长一人负责。

《宪法》第13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使得宪法确立的审计独立原则丧失殆尽。审计署审计长的任免程序是：由国务院总理提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人选，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免。17世纪末期，在苏格兰制定的法律中，一个全新的概念——审计者独立(independency of auditor)出现在西方世界。[14]通过宪法规定审计制度，可以使审计权的独立性获得根本法的确认，从而具有了权威性和稳定性。[13]为了保证审计机构在组织、功能和财政方面的独立性，有必要通过宪法赋予其稳定的制度基础。

同时也不再教条化地强调权力的分立和对抗，国家职能的最优化实现同样构成权力配置方案的正当性基础。[38]然而，这种担心不能成立。

审计署副审计长由国务院任免。此外，审计任务涵盖了国家财政的整个系统，而不论这些资源和公共业务位于何处，也不论它们是否被列入国家预算。

在古罗马共和国，元老院控制之下的公共财政实质上受到审计人员的检查，公共账目被审计，而审计人员要受财政主管(treasurer)的监督。《世界各国宪法》一书[15]所收录的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大洋洲共193个国家的宪法，绝大多数都规定了审计体制。

而在启动修宪程序并进行审监一体化改革之前，应当加强审计机关与监察机关的协调和合作，实现监审协同。但无论如何，保证审计权的独立性是各种不同审计模式共守之规则，以期增进审计监督职能的权威和效力。我国早在春秋时期就产生了审计制度。当然，两者各有侧重，审计监督侧重于财政，针对财;国家监察侧重于权力，针对人。

审计的效能基本上取决于地方政府领导对审计工作的重视程度。古代专制政体下的审计权仍具有一定的独立性，[5]如我国隋、唐时期实行的三省六部制，在刑部之下设立了比部，独立于其他财计部门，专司审计监督工作，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享有司法监督职能。

2018年修宪设立的国家监察体制意味着国家监督权力的重大调整和重新分配。1866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标志英国现代审计制度最终形成的《国库与审计部法案》,该法案第一次在法律上明确了国家审计代表议会对政府收支的审查与控制，是现代国家审计独立于行政部门的真正开始[9]。

审计制度古已有之，审计权的特殊性催生了对其独立性的要求。《宪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的审计机构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构负责,而《审计法》明确规定，该本级人民政府是指政府正职领导人,即省长、市长、县长。

再如，议会压缩审计机构的预算却将新任务强加于审计机构。但实际上审计业务以上级领导机关领导为主基本被架空，大多是由地方政府决定审计机构负责人任免，向上级机关征求意见明显流于形式。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国家业已告别行政型的审计体制，转而走向独立性更强的审计体制。一般而言，预算是对公共财政的事前控制，而审计则是对公共财政的事后监督。

审计法院行使的司法权，尽管不属于古典的司法体系，但仍属于司法的一部分。第一，在宪法规范的设计上，审计署是国务院的组成部门，但宪法仅对审计机构(而未对其他组成部门)的体制和职权专设一条进行规定，表明了审计机构的重要性。

[42]可以说，韩国与美国的经验表明，审监合一不仅提升了审计的独立性，还发挥了权力监督的综合优势。参见冀睿:《审计权与监察权之关系》,载《法学》2018年第7期,第144页。

但德国战后发展出的功能适当原则,在关注个人自由保障的同时，同样重视国家权力行使的正确性,主张应将国家职能配置给在组织、结构、程序、人员上具有优势，从而最有可能做出最优决定的机关。为了强化审计的独立性，《德意志联邦审计院法》规定：法官独立性保障并不是使成员成为法官，而是将司法所必需的独立性采纳到审计监督领域，即人身独立性与工作独立性。